袁隆平说，自己有两个梦。一个叫“禾下乘凉梦”，另一个叫“覆盖全球梦”。
第一个梦，是追求杂交水稻高产的梦想。某种程度上，随着杂交水稻产量的逐年提高，梦想已变成了现实。袁隆平本人，也因此成名。
他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有849名院士，绝大多数人的名字不为公众熟知，袁隆平却成了社交媒体上深受追捧的科学偶像。他被称作“杂交水稻之父”，许多年轻人相信，是他让中国人吃饱了饭。在这种常见的叙事中，袁隆平的名字超越了国家意志与团队努力，变成了“救世主”的代名词。
人们需要救世主。
救世主必须要拥有与众不同的才能，且能够展示神迹。与其他科学家同行相比，袁隆平的确拥有更突出的展示与表达才能。
他不是那种带着厚片眼镜、举止木讷的陈景润式科学家，在话筒与镜头前，他几乎从不拘谨，甚至不乏妙语与丰富的表情，偶尔还会向人展示语言与才艺。
在他位于湖南长沙的办公室中，悬挂着一张巨幅的杂交水稻图片，图上题词是其手书的注解：杂交水稻亩产突破1000公斤。他在这里会见慕名而来拜访他的客人，并与人合影留念。
这些时刻，他变成了如今科学领域的“路易十四”。
在十七世纪的法国，波旁王朝的朝臣在觐见时，经常会发现眼前汇报的对象并非路易十四，而是这位君王的画像。图像显示着权威与力量，是对伟大功业的偶像式赞美。现代媒体也将袁隆平塑造成了偶像，他始终站在聚光灯下。
今年他90岁，聚光灯再一次照射在他身上。
两件事。一则是，九月底，他在人民大会堂领取了象征国家最高荣誉的“共和国勋章”。另一则是，六月底举行的一场国际稻业论坛上，袁隆平走上主席台，讲述了自己的一个计划：
我们将每年派出青年科学家前往非洲相关国家，从事杂交水稻的科研、推广、普及工作，薪火相传老一辈农业科技工作者的衣钵，继续帮助非洲国家发展农业和水稻，提高粮食产量。
十五个非洲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听取了袁隆平的讲话。
这是袁隆平“覆盖全球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期待杂交水稻能够在全球多个国家落地播种，其中重要的一站就是非洲。非洲拥有全球六成左右的耕地面积，但垦殖率与灌溉率却处在全球较低水平，大量的耕地未得到有效利用，粮食短缺始终困扰着这片大陆。
布稻的使命，交给了袁隆平。
01拓荒
利比里亚是袁隆平布稻的第一站。
2005年，五名隆平高科的农业技术专家被派遣至此。中国来客为这个此前饱受战乱困扰的国家带来了礼物：援助利比里亚第一期农业技术合作项目。
隆平高科是一家中国唯一一家以科学家名字冠名的上市公司，袁隆平担任名誉董事长并持有部分股份，其次子袁定江担任副董事长。这是一家以“光大袁隆平伟大事业，用科技改造农业，造福世界人民”的农业高新技术公司。它是商业世界中，袁隆平梦想的载体之一。
利比里亚项目启动的第二年，来自中国的杂交水稻即展现了神迹。时任利比里亚总统发现，这种外来的“魔稻”比本地稻种产量高出了叁倍。为了让更多利比里亚人了解此事，总统将自己官邸前的5亩花园，改成了稻田，种下了中国杂交水稻。
同一年，袁隆平担任名誉院长的湖南省农科院，又派出五名杂交水稻专家，抵达了东非岛国马达加斯加。在其首都附近的一块两公顷试验田中，中国专家进行了一次杂交水稻比较试验。
舶来的中国种子，再次击败了当地本土的稻米种子，在产量上取得明显优势。两年后，湖南省农科院承建了马达加斯加杂交水稻示范中心。
与此同时，一家湖南种子公司也漂洋过海，在马达加斯加设立了分公司。接下来的十多年中，这家公司在该国投入超上千万，以99年为期，租用了上千顷耕地，致力于推广杂交水稻。
这家公司名为袁氏种业。经营者袁定安，是袁隆平的长子。
种子引进之外，中国式的劳动密集型精耕细作，也被引入了非洲。
2007年，隆平高科来到塞内加尔，在当地孔子大学的协助下，开始对塞内加尔的大学生进行农业技术知识培训。
援助者意识到，要想把农田种好，人才是关键。此后，隆平高科举办了多届国际培训班，不仅在非洲本土教学，还在中国大陆开展了技术培训班，邀请非洲的农业官员、研究人员和技术人员前来学习。这家公司的资料显示，十余年间，该公司已为亚、非、拉、加勒比及南太平洋地区的100多个国家，培训了近5000名农业官员、农技专家。其中，大多数人来自非洲。
无论是公益性的国家援助，还是市场化的海外拓展，中国布稻者认为，产量极其带来的效益是评估成功的关键。
在几乎所有对中国对非洲农业援助的报道中，高产都是被反复提及的数据。今年央视新闻的一则报道即是典型的案例：
日前，在袁隆平院士指导下，中国农业技术专家成功培育出3种适合当地土壤气候的高产杂交水稻种子。使用后，水稻产量达到每公顷10.8吨，远高于当地一般每公顷3吨的产量。
对于高产的崇拜，带有明显的袁隆平风格。在其成为偶像的年代，“有限耕地论”曾被媒体反复提及：中国用不到全球10%的耕地，养活了全球20%的人口。杂交水稻带来的高产量，被舆论认为是实现这一壮举的关键。
在这个带有民族自豪感的故事中，同时包含着中国农业工业化的正当性来源。科学家依靠实验室中的工作，实现了新技术和产量数字上的突破，进而形成了标准化的作物品种，并由公共部门完成推广，由此获得广泛成功。
这是高产数字背后更深刻的隐喻。
02改变
要把这样的故事讲给非洲人，并不容易。在坦桑尼亚，中国布稻者就遇到过抵触。
2011年起，中国农业大学在坦桑尼亚莫罗戈罗省的两个村，开展了中国农业技术的试验示范项目。前来援助的专家相信，通过中国种植方式，能够有效提高当地作物的产量，并减少贫困。
这样的热情并未受到当地农民的鼓励。在最早的实验点佩雅佩雅村，当地农民拒绝了中国专家提供的玉米种子。
农民们对于新冒险，带有怀疑态度：平日里种的玉米基本够吃了，为什么要更换新品种。更令当地人感到抗拒的是，替换良种，需要进行额外的购买，且按照中国专家提出的密集种植方案，农田中的劳动力成本会增加。如果失败怎么办？
如何说服农民尝试新事物，这是每一个进行农业技术改革的地区，都曾面临过的课题。
在中国，杂交水稻推广初期，公有部门采用的是“劝说+补贴”的方式。一方面，在各地设立“当地工作单位”，促使农民放弃传统稻种，另一方面，对首次种植杂交水稻的农民提供大量的补贴。
在非洲，这样的方式较难实行。
非洲农业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类似，农业基础设施落后，资金支持不足。不同之处是，非洲的政府部门对于农业的渗透力更弱。多数非洲国家的农民是传统小农，组织程度低，分布零散，政府很难对其进行有效的大规模组织和引导。这对于新技术与新作物的推广，带来了明显劣势。
怎么办？
解决问题的第一个办法，要从组织入手。
中国农业大学联系了当地政府，在佩雅佩雅村招募了一个农业技术推广员。后者拿出了自家的一块地进行实验，在中国专家的帮助下，完成了一季的耕作。效果良好，在收获季，他的玉米田收成增长了一倍。
有了第一个，就有第二个。此后，中方联系当地政府，在几个实验点，在当地人中，招募了更多的农业技术推广员。这些人不仅承担了效果示范的工作，另一方面也充当起了老师，负责培训同村的农民。为了帮助当地政府提升治理能力，中国农业大学又在各村帮忙建造了村公所，提供培训场所。这种方式后来被冠上了一个带有中国特色的名字：包村包户。
至2018年初，佩雅佩雅村有200多户农民接受了新事物，1000多亩农田种上了中国玉米。他们成为了最早一批增产丰收者。
杂交水稻在非洲落地，则拥有更多的困难。
与传统稻种不同，杂交水稻的种子是第一代种子，无法保存下来继续用做种子，这意味着稻农每一次耕作，都需要购买新的种子。
如何说服当地的贫穷农民使用这种昂贵的稻种？
袁氏种业尝试了一种类似尤努斯的“穷人银行”的方式。在马达加斯加，该公司与当地农业金融公司合作，先将种子卖给金融公司，然后由金融公司免费分发给农户。待到收获后，农民将稻谷卖给金融公司，金融公司在扣除了之前的种子和肥料费用后，再将稻谷卖给袁氏种业。
这种方式将零散的小农，纳入到了农业金融的产业链中，也把他们推到了全球农产物供需市场里。
03冒险
当非洲的农产物变成一桩生意，更多的冒险者也随之而来。
新来的冒险者与此前的布稻者不同，他们是商人。分散的小农生产，无法满足他们的商业期待。在打动当地政府后，他们在非洲一些国家购买了连片的耕地，采用中国的稻种和农机，进行机械化生产。
2016年，中国商人黄云丰，在安哥拉购买了一块10万公顷的土地。在这里，他建立了一个机械化的现代农场，取名为“登盈农场”，用以种植木薯、水果、玉米、水稻等作物。
黄云丰是浙江义乌人，是典型的逐水草而居的商业冒险者。早年，他在义乌经营服装生意，2003年国内服装行业遭遇萧条，他在考察后，来到了刚刚结束内战的安哥拉，成立了安哥拉幸运人集团，做起了建材生意。2015年后，全球大宗商品低迷和石油价格不振，影响了安哥拉的出口经济，也再次让他转换了轨道。
安哥拉广袤且待开垦的耕地成为了他的新大陆，他计划在这里种植国际市场需求旺盛的木薯等作物。在黄云丰的算盘里，安哥拉农业是一个超过1500亿美元的生意机会。
黄云丰像其他来自中国的农业改造者一样，看上了高产的杂交水稻。2017年，他在安哥拉试种杂交水稻成功。他的尝试获得了袁氏种业的注意。此后一年，袁氏种业还派出专门团队，对黄云丰的水稻农场进行了调查与试验。
结果应该是令双方满意的。2018年10月29日，黄云丰终于获得了拜访袁隆平的机会。会见中，袁隆平为他题了字：发展杂交稻，幸运安哥拉。
这是令袁隆平愉快的一天。当天的新闻中，播报了另一则信息：
袁隆平团队超级杂交稻（超优千号）通过测试：平均亩产1203.36公斤，再次创造世界水稻单产最新、最高记录。
几个月后，黄云丰的幸运人集团正式与袁氏种业签订了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安哥拉建立中国杂交水稻生产育种基地。黄云丰正式成为了袁隆平的“门徒”，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梦想成为非洲的“袁隆平”。
类似的崇拜者不乏其人。
2016年，袁隆平还曾会见尼日利亚李氏集团的董事长李晓峰，后者在尼日利亚拥有40多家工厂，是尼日利亚四大华企之一。会见后不久，李氏集团在尼日利亚试种了杂交水稻。
与非洲当地华人公司合作，这是袁式农业走出去的另一种模式。袁氏种业的一位负责人曾表示：只有做成了产业链，才能够赚到钱，解决吃饭的问题。
04竞争
袁隆平并不是第一个抵达非洲的布稻者，也不是最后一个。
1961年，法国耶稣会的神父亨利·德·劳拉内，来到马达加斯加。他发现，在这个东非岛国，人们对稻米有一种近乎信仰的崇拜。在马达加斯加的创世神话中，稻米是创世神赐予人类的礼物。神的女儿下嫁凡人，稻米就是随身的嫁妆。
稻米还是解读时日好坏的密码。
马达加斯加有七成人口从事农业，人多田少，多数稻农生活在贫困中。从1970年代起，该国粮食无法自给，开始进口大米。1980年代，马达加斯加稻米自给量一度跌至需求量的15%。数字背后是残酷的饥饿。
劳拉内的另一个身份是农学家，他发愿用自己的技能，帮助这里的人摆脱贫穷。
1981年，他成立了一个农业学校，致力于帮助当地青年获得农业方面的的职业教育。教学过程中，他发现，当地的农业生产率的低下，一个显着的因素是，当地农民的播种方式有问题。马达加斯加传统的播种方式，无甚技术可言，把种子撒在土中，然后看天吃饭。
1983年开始，劳拉内开始教授农民一种新型的播种方式，他称之为“水稻强化栽培”（厂搁滨）技术。这是一种间隔播种、合理施肥的播种方式。在这种技术的帮助下，当地的作物产量得到了有效的提升。后来，这种技术被全球超过55个国家采用，改善了数百万稻农的耕作。
1995年，劳拉内在马达加斯加去世。去世前数年，他为当地农民做的最后一件事是，发起成立了一个土着人为主的狈骋翱，用以改善农业生产方式。
就在劳拉内开发新技术的差不多同时，另一位农业科学家也抵达了东非。
1984年，埃塞俄比亚发生大饥荒，数百万人遭受饥饿威胁。当时日本造船工业基金会的董事长笹川良一向诺曼·布劳格发出邀请，希望他能够前往非洲解决问题。
诺曼·布劳格是谁？
如果时间回到1980年代，或许我们可以这样介绍：袁隆平是东方的“诺曼·布劳格”。
诺曼·布劳格是一位美国植物学家。1950年代，他在墨西哥成功培育出了新型的杂交小麦，这使得该国的小麦产量提高了六倍。到了1960年代，他将这一技术带到了巴基斯坦和印度，帮助这两个国家克服了战争带来的饥荒。
通过技术改进的粮食增长，解决社会问题，进而逃脱马尔萨斯灾难——人口增长超越食物供应，会导致人均占有食物的减少，最弱者就会因此而饿死——这一方式被认为是“绿色革命”。作为“绿色革命之父”，布劳格在1970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他的贡献也深刻影响到了当时的中国。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研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完成的。2004年，袁隆平获得“世界粮食奖”，给他颁奖的人就是布劳格，这一奖项也正是布劳格创立的。
埃塞俄比亚饥荒时，布劳格已71岁。他接受了邀请，同时带来了优质的玉米种子。他先后在十四个非洲国家推广种子，并教授当地人科学的种植方法。甚至动用自己的影响力，游说非洲各国政府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这些努力最终起到了效果。事后证明，布劳格推广的高营养玉米，最终缓解了数百万非洲人的温饱与营养问题。
劳拉内、布劳格、袁隆平，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现代社会的普罗米修斯。普罗米修斯盗来了火，火烤熟食物，火带来光明，火也可能会引发灾难。
1980年代开始，环保主义还是兴起。环保主义者对这些布稻者提出了另一个维度的质疑：“绿色革命”和高产的作物，解决了粮食生产的问题，但却带来了更多问题。
最具争议的问题集中在两个方面：1、因为化肥的大量施用导致的土壤退化与环境污染；2、全球农业对单一作物过度依赖，导致农民丧失种子主权，进而陷入新的贫困危机。
一些统计数据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
一项针对东南亚的调查中，人们发现“绿色革命”之前，菲律宾大约有4000个水稻品种，印度尼西亚有大约15000种，孟加拉也有约7000种水稻，结果在“绿色革命”之后，这些数字都下降到了甚至个位数。过于单一的作物导致了流行病与病虫害的频发，进而加剧了农药与化肥的使用，使土壤越发丧失活力。
与此同时，随着农业工业化的推进，种子的所有权逐渐从农民手中转移到了跨国种子公司手中。在许多地区，种田变成了一种债务行为。有人认为，“绿色革命”前，农民很穷，“绿色革命”后，他们依旧很穷。
霍华德·巴菲特就是对此表示怀疑的的其中一位。
他是投资家沃伦·巴菲特的长子。在参与到父亲生意之前，他是一位职业农民，在美国伊利诺斯州和内布拉斯加州种植玉米与大豆。
过去十多年，霍华德·巴菲特自费在54个非洲国家进行了考察，探寻实用且廉价的保护性耕作方法。他将此称为“褐色革命”。这个名词源于英国农业生态学家戈登·康韦的观点：耕作要保护土壤肥力，要使用既能提高产量、又不破坏环境的技术。
与立竿见影的“绿色革命”相比，“褐色革命”是一种缓慢的改变，并需要长期的投入。霍华德·巴菲特不用为此发愁。他成立了基金会，其中一项重要使命就是，从技术、培训与政策方面，向撒哈拉以南非洲传播“褐色革命”。
到目前为止，这个基金会已花掉超9亿美元，其中绝大部分用在了非洲。
这种新的方式会为非洲农民，带来什么变化，目前还不得而知。人类长久历史给出的教训是，涉及到吃饭问题，从来不会简单。在技术、生意与产业之外，还有太多要考虑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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