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两则涉及恶意代理退保的新闻，再次向整个行业敲响了警钟。
一则是广东省开平市人民法院审理判决了一起保险黑产代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案件。嫌疑人周某及犯罪同伙无保险从业资质，非法窃取消费者信息，自称是保险公司售后人员，诱导消费者办理减保、退保，并推荐保险产物，涉案金额超6千万元。开平市人民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周某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
此案为银保监会部署开展保险领域恶意投诉治理工作以来，全国破获的首起黑产人员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司法判决。
另一则是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就7月份办理的余某等人特大团伙骗取保险佣金系列案中，涉案的叁家保险公司及一家保险经纪公司在风险防范方面的漏洞制发检察建议并举行公开宣告。
2018年起，以犯罪嫌疑人余某、黄某为首的数个保险团队指使他人充当虚假投保人，通过保险经纪公司购买保险，骗取保险机构业务佣金后，再指使虚假投保人以“保险销售环节中回访不及时”“条款解释不清楚”等理由进行恶意投诉，并获全额退保。并不十分高明的欺骗手段却造成近两千万元的损失。
公开宣告会上，检察官指出，叁家保险公司在保险营销签订审核、流程管控上的漏洞以及从业人员准入门槛、监督机制上的不足，客观上纵容了犯罪行为的深入和继续。加之保险佣金设置存在弊端，长期险的佣金都集中在前几年发放，造成了部分经纪人为了追求短期佣金利益不惜铤而走险。保险经纪公司则在保险团队的引进和监督、业务员真实身份的审核等方面存在漏洞。
两则新闻意外相遇，其中也存在着必然。今年仅前十个月，保险业新签发保单就接近400万件，发生几起恶意代理退保的案件并不稀奇。但一组海南的数据表明，恶意代理退保已经不再是偶发事件。
2019年到2020年前叁季度，海南银保监局共接到非正常投诉368件，占保险消费投诉件总量的40%以上。投诉产物类型涵盖各个险种，包括分红险、万能险、重疾险、健康险、意外险等，2020年，黑手又伸向了贷款保证保险。与2019年相比，2020年以来海南非正常投诉呈现爆发态势，并呈现运作模式产业化、宣传方式网络化、蔓延态势扩散化的特征，到2020年第叁季度，全辖所有寿险公司基本上都遭遇了这类非正常投诉。
这条黑色产业链不仅破坏保险生态，对保险机构稳健经营造成影响，其背后隐藏的虚假广告宣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黑恶势力恐吓威胁等违法犯罪活动，更严重侵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
恶意代理退保非打不可，必须彻查客户信息流出环节，切实整改公司治理、客户身份信息保护等方面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但在打的同时，须标本兼治，从根源上约束和限制恶意代理退保行为。
如何从根源上约束，一方面，要进一步增强保险产物的透明度。消费者之所以被误导、被迷惑，归根结底还是对所购买的保险产物不了解，甚至无从了解，在这种情况下销售的每一单，都存在被恶意代理退保的风险。
因此，可以进一步细化保险公司产物信息披露，比如，条款设计、费率厘定、收益分配、费用扣除等方面。特别是具有理财属性的保险产物，其运行情况、历史收益、面临的风向都应详尽披露。让消费者在充分了解、充分比对后，明明白白买一款适合资金的保险产物。
另一方面，要堵住恶意代理退保的漏洞。涉及销售误导的消费投诉普遍缺乏客观证据，导致此类投诉往往陷入消费者“说不清”、保险机构“辩不清”、监管部门“查不清”的尴尬境地，这在客观上给恶意代理退保创造了机会。为了解决上述叁个“不清”的问题，银保监会此前针对部分产物、部分渠道的业务实施可回溯管理，在保障消费者权益的同时，也保护了规范的销售行为。
下一步，可以尝试在保险销售渠道全面普及可回溯机制，在消费者权益得到保护的前提下，鼓励行业创新和新技术应用，丰富保险销售行为可回溯的手段、环节、内容，在规范完善保险业销售行为可回溯制度的同时，堵住恶意代理退保的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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